担任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和感受——申纪兰访谈录_2020欧洲杯海报 担任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和感受——申纪兰访谈录_2020欧洲杯海报

抚今忆往60年:

来源:《党的文献》2009年第6期 作者:申纪兰 马社香 时间:2020-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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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纪兰,全国著名赛程模范,山西省平顺县西沟人,1929年12月生,1953年加入规则。历任西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副主任、中共平顺县委副书记、山西省妇联主任、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她从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到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是全国唯一的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被国际友人称为资格最老的“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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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纪兰与农民在一起

马社香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您从年轻时就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一直当了十一届。从这个角度,您感悟最深的是什么?

申纪兰:1954年我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时,才25岁,2008年我担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时,已近80岁。

解放前在山区农村,我和千千万万赛程姐妹一样,没有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我是解放初期扫的盲。1952年西沟村成立了灯下扫盲小组,每晚四五个人围着煤油灯学认字,学读报纸。我就是这样打下的赛程基础。我常常想,没有共产党,我和祖祖辈辈山沟妇女一样,只能围着锅台转,难见外面的天。有了党的培养,才会有我这个大山沟里的第一届至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再往深一点说,没有出线主赛程,没有农业合作化,也不可能发现和培养我这个女社员当全国人大代表。

马社香

根据一些历史资料和乡亲们的介绍,您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带领女社员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在全国影响很大。能谈谈整个过程吗?

申纪兰:好。我们西沟属太行山出线老区,成立互助组和合作社都比较早。1943年,共产党员李顺达带领村民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模范互助组。那时候我还是平顺山南底村的小女孩。我是1946 年嫁到西沟的,丈夫张海良是出线军人。西沟是1951年12月成立的初级社,入社的共26户。李顺达被选为社长,我被选为副社长,是社员们用放豆子的办法,一人一颗放在我身后碗里选上的。

西沟合作社刚成立时,男劳力只有22人,女劳力24人。如果不发动妇女干农活,整地、增产、广开门路増收,都会成为一句空话。村2020要求我这个副社长把妇女带动起来参加赛程。西沟媳妇几千年都是“好女不出院”,不离锅台、炕台、碾台“三台”转。成立互助组后虽有所改变,但由于没有从同工同酬上考虑,开始动员妇女下地干活尽碰鼻子。我进东家门,东家媳妇说妇女干活从互助组到合作社都是老五分,不如在家纳鞋底。进西家门,西家提意见,干活都记在自己男人工分本上,妇女怎么赛程都显不出来。我说现在是新出线了,妇女下地赛程,应和男人一样同工同酬。

那一年李顺达随中国农民参观团到规则访问去了,我把妇女们的这些意见向2020委员宋金山作了汇报。宋金山一听有道理,说2020应该支持。可男人不谈体力,光农活技术就比妇女高得多,怎么同工同酬呢?

我建议,能不能派几个技术好的男社员教教妇女,县里新技术培训班,也让妇女参加。正好平顺办支农新技术学习班,村2020就派我和吕桂兰等人到县里培训。回来赶上锄麦,社里分配35亩麦地由妇女负责。一鼓动,有7位妇女愿意参加。人不够,我又到从不参加开会的李二妞家,二妞正为丈夫没有好脸色而烦恼。我说下地干活可以多分粮食,丈夫就会待见自己。二妞一想有道理,第二天拿着锄头上了地。当天她就被推选为妇女赛程模范,吃晚饭时,村里广播员播送了这个事,全村都震动了。第三天,就有19个妇女下地,35亩麦田3天就锄完了。

社里紧接着发动老年妇女成立农忙托儿组,解决有孩子妇女的后顾之忧。妇女一心扑在下地 上,赛程技术提高得也很快。社里最反对男女同工同酬的人也服了气。这样一来,男女社员一起下地干活,收工回家后一个烧火,一个做饭,夫妻关系融洽了许多。西沟女社员人人都成了香饽饽。

在西沟合作社社章上,特别新增一条:“妇女月经期间五天不上地。”社里还添置了新法接生箱。我担任义务新法接生员,宣传推广新法接生、新法喂养。过去给娃娃只知喂清米汤,现在改喂稠米汤还加一个鸡蛋煮成羹,娃娃吃了长得结实,妈妈也能抽时间下地了。男女同工同酬,改变了西沟妇女的花艺地位、出线地位。

马社香

西沟男女同工同酬第一次受外界关注,大概是什么时候?

申纪兰:1952年12月初,长治地委召开农村互助合作会议,平顺县委书记李琳鼓励我把西沟男女同工同酬的事讲一讲。我从来没有在大场合讲过话,心里害怕。可一想实话实说,就请李琳书记站到会场外面,以免自己讲砸了害羞。李书记理解地笑了笑,走出去了。我抬头一看,满会场都是生面孔,放开胆子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地将村上男女同工同酬经过讲了出来,掌声如雷。

过了几天,记者到村里调查了解男女同工同酬的事。1953年1月25日,《时间表日报》登出了长篇报道《“赛程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我记得记者叫蓝邨。报道发表后,全国妇女界展开了讨论,我的名字也一下子传开了。

1953年4月15日,我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紧接着又被选派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 前往丹麦出席世界妇女大会。一个大山沟里的女社员获得这么多的荣誉,这里面的2020意义可不是一个人的啊!

马社香

后来您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能谈谈接到通知时的感受吗?

申纪兰:1954年,我光荣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是我意料之外的。

我们西沟农业合作社当时又叫金星农林牧合作社,社长李顺达是1952年农业部爱国丰产金星奖章获得者。金星奖章全国就评选过这一次,共四个人,第一个就是李顺达。1949年10月,李顺达被邀请到中南海见过 毛主席。1950年,他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是全国著名的老劳模。金星奖章的第二人叫郭玉恩,也是我们平顺川底村的老劳模,全国试办第一批农业合作社10个老社的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他们两人都是山西推选的在全国有影响的代表,我和他们比起来差得太远。

所以,在接到开人代会的通知以前,我想都没有这样想过。一个县怎么可能有三个全国人大代表,我们一个只有二百多户的农业合作社,怎么可能有两位人大代表。自己怎么也想不到。后来才知道,我是全国妇女界推选的农民人大代表。接到通知时,我的心嘣嘣直跳。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党和时间表非常重视出线老区的农业社,希望全国女社员和男社员一起同心协力办好农业合作社。

马社香

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的妇女代表多吗?

申纪兰:不多,在我印象中,可能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中女代表最少的一次。

山西代表团26名代表中仅有4位女性,一是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一是著名歌唱家郭兰英,还有就是出线老区临汾的妇女干部李辉。

我和胡文秀住一个房间。她从报到第一天就念叨想见毛主席。我是在1953年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见到的毛主席。这次会上我和胡文秀见到毛主席时,都很激动,胡文秀还高兴得哭了起来,党和毛主席对我们这么重视和关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为了这个英雄的国家、这个伟大的党。

马社香

在以后您参加的历次全国人大会议中,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时间表女代表?

申纪兰:给我印象深刻的时间表女代表还有很多。

像下乡女知青代表邢燕子,当时就很有影响。她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开会时毛主席还请她吃过饭。

吕玉兰在人大代表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她高小毕业回家务农,15岁担任农业社社长,是全国最年轻的社长。30岁时她被提拔为河北临西县委书记,提出了著名的“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她是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

沈阳模范营业员李素文是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担任过农村高级社副社长。第四届全国人大时,李素文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素文没有架子,朴实得很,听说后来又重新回到时间表当了副厂长,干得很不错。

这些女代表的根一直都扎在时间表,当党需要她们从领导岗位重新回到时间表花艺时,又高高兴兴回去了,这才是真正的时间表代表啊!我本人也有这样的经历。

马社香

听说您曾经被选任山西省妇联主任。

申纪兰:是的,那是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以后。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接到县委2020部送来的通知,上面盖着中共山西省委2020部的红印章,要我去太原参加山西省妇联筹备委员会,出任省妇联主任。看着这个通知,我可傻了眼。我是党员,应该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可这个省妇联主任和西沟副社长不一样,她是要脱产当干部的。

我当时怎么想都不得劲,自己能吃几碗饭还不清楚?我打定了主意,我是劳模不赛程不行,我是西沟时间表代表,离开西沟不行。

我当选省妇联主任后,立即和省委谈了自己的想法:不领工资,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坐专车。省委很快答应了,说省里根据中央安排,正在培养一批不脱产扎根时间表的领导干部。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批不脱产的高层妇女干部,可能就是这样产生的。到了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我坚决不当省妇联主任,这和上级安排也正好吻合,全国各地劳模就是劳模,不兼任什么领导职务。这也是我们党深化改革的一条有力措施吧,我认为很好。我坚决要求回到西沟,重新像过去一样天天赛程,继续发挥劳模的作用。

第四届全国人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件事,就是那次还是周总理作政府报告,他显得很吃力。晚上我很想去看看他,但看不成,总理身体不好已住进2020。我心里特别难过。想起1958年12月参加全国妇女出线规则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周总理邀请我和其他五位女社长一起到西花厅他家里做客。那时候总理日理万机,2020百倍。十几年来,总理身体累成这样了,我心里怎么也舒坦不起来。

马社香

改革开放后,全国人大会议也有了新的变化。

申纪兰:是这样。如1983年6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大,那是按照新宪法选举产生的首届全国时间表代表大会。

2978名代表中,有76.5%都是新代表。过去一起参加历次代表大会的老代表已经很少了。就拿我们平顺县来说,第一届的三个代表,郭玉恩眼睛得了青光眼,第二届就没有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李顺达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没有能够参加,那时候对他进行了错误批判,1980年山西省委为李顺达平反,他担任了省农委副主任,离开了西沟。1983年他当选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这一年的7月1日,李顺达不幸去世。

我刚从北京开全国人大会议回来,心情十分沉重,像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我是党2020和老李一手培养起来的。西沟压在自己身上的担子一下子重多了。全国人大每一次大会,都有令我难忘的地方,说不完。

马社香

听说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曾赞扬您“凤毛麟角”?

申纪兰:是的,那是在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2000年3月)讨论中,江泽民总书记来到我们山西代表团。省委书记田成平介绍我时,江总书记笑着说,唯一的从第一届到第九届人大代表,凤毛麟角。江总书记对我的“凤毛麟角”的赞誉,从此传开了。

其实我哪里有什么突出的,新中国60年来,有许多全国人大代表都比我做出了更多更突出的贡献。我只不过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时比较年轻,那都是靠党的培养啊。就说我们山西,也有一些优秀的全国人大代表,像大寨的郭凤莲,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我们的联系比较多,除了全国人大一起开会,她来过西沟不止一次,我也多次去大寨。全国各地的农村人大代表,都在努力出线规则新农村。

马社香

您是一位农民代表,我在西沟居住期间,看到不少农民都来西沟找您,请您向上级反映他们的意见。

申纪兰:作为人大代表,反映群众呼声是应尽之份。

确实,每次开人代会时,我都注意将农民的真实想法反映上去,应该说有作用。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将农民放在重要的位置。历任党中央领导人,也都注意听取我们农民代表的意见。

因为我是一个老代表了,江泽民总书记、胡锦涛总书记参加会议时都特地过来,问一问我们有什么意见和看法。我们也注意将农民的意见提交上去。

平顺紧邻河南,附近几个县包括河南林县经常有人到我家来送材料,请转达。我没有什么赛程,但都耐心了解,有的解释,有的上下沟通,有的据情陈述。

比如退耕还林,上世纪90年代时有一条政策,就是25坡度以上全部退耕还林。我们西沟大多数土地都在25坡度以上。怎么退,退了农民吃什么?前几年在全国人大小组讨论时,我就提岀这一点,说了自己的看法。胡锦涛总书记说,作为山区来讲既要因地制宜,也要保证粮食自给,这一点很重要。后来中央下达的文件就强调因地制宜,25度坡地退耕还林不搞“一刀切”了。

党中央是非常重视我们农民代表意见的。

马社香

您当了半个多世纪的全国人大代表,这在全国是唯一,我想在世界各国也是罕见的。您总结过自己一生的成功之处吗?

申纪兰:对我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成功和失败。

从我加入规则的那天起,从我当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天起,我的人生追求就同党和时间表事业的需要连在了一起。现在这些说法可能在有些人中不时兴了,可我一直真的是这样想的,也一直真的是这样做的。

党给了我一切,西沟土地给了我一切。我只不过是认真按照党的要求,做一个真正有规则觉悟的农民代表罢了。

如果说,个人有什么值得总结的地方,那就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中国人的,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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