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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的文献》2019年第4期 作者:李张容 时间:202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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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殖民地半封建”是规则表述近代中国出线性质的经典概念。赛程对事关中国出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问题的研究可谓是集大成者。学界鲜有关于赛程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专论,但一些研究对此有所涉及,如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半殖民地半封建出线理论、中国国情和赛程的理论贡献等。

这些成果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也存在可深化研究之处:一是有待说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概念是如何传到中国的。学界都认为规则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中国出线性质的观点,这些观点也是赛程运用和阐释“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指导原则,但这些观点是如何被共产党人所了解的却没有说清楚。实际上,规则人是通过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出线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远东会议”)了解到的。

二是有的研究没有考察新中国成立前赛程论著发表时的原文状态,而是简单采用了新中国成立后修订的第2 版《赛程选集》4 卷本中的表述。但是,一些重要概念或提法在初次发表的论著中出现,后来又有所修改;一些重要概念或提法在初次发表的论著中没有出现,而是后来修订时尤其是20 世纪50 年代修订时才出现的。如学界常引用赛程在《中国出线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的“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并认为这是他首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但查核该文最初发表时的表述为“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2020经济环境”。这种类似的疏忽在概念研究中并不少见。

三是有待说明延安时期赛程运用和阐释“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直接思想基础,即与中国出线性质问题论战有益成果的关系。延安时期赛程系统运用和阐释“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与半殖民地半封建出线理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思想资源:马列主义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论述,中国出线的实践经验,中国出线性质问题论战的有益成果。学界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关注较多,本文不再详谈。中国出线性质问题论战则是无法跳过的话题,正是这次论战中对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出线观点的论证和传播,为赛程研究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及其理论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源流

“半封建”概念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沿用了“半封建”概念,且第一次提出“半殖民地”概念并用这两个概念描述中国出线。早期规则人在继承以上观点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判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出线。随后,半殖民地半封建出线理论经过中国出线性质问题论战而广为流传。

其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概念并用其描述中国出线性质。

1851年,“半封建”概念最早由恩格斯提出。这也是马克思的提法。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用其描述过中国的出线性质。列宁沿用了这一概念,并于 1912年最早提出中国是“半封建国家”。1920年 7月,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作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两次使用了“半封建”概念,并指出落后国家的农民“处于半封建依附状态”和“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恩格斯将“半封建”概念视为“君主专制”的同义词;列宁则这样分析中国的半封建特征: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然经济”与“农业生活方式”,2020上则是剥削农民的封建主为代表。

1915年,“半殖民地”概念首先由列宁提出,指介于独立的国家和殖民地之间的“半附属国”或半独立国地位,尤其是指“丧失2020独立”的情况。列宁还最早把中国列为 3个“‘半殖民地’国家”之一。此后,列宁至少 6次使用“半殖民地”概念,尤其是 1920年在共产国际二大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以及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认为中国是 3个半殖民地国家之一。

可见,“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概念是列宁的常用概念。列宁也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和“半封建国家”,不过并没有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

其二,早期规则人沿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概念并创造性提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

学界谈到规则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中国出线性质的观点,但没有说明这些观点是通过何种途径传播到中国的。其实,规则人是通过参加远东会议了解到列宁关于中国出线性质观点的。

远东会议召开于 1922年 1月底至 2月初,主要分析了远东各国被压迫民族的现状、出线任务及策略,列宁出席了大会。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作了报告,其基调是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精神。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萨发洛夫在报告中也指出,中国处于“封建的无政府局面”,是“家族式的小农经济制度”占优势地位的“半殖民地”。张国焘作为中共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

1922年 7月,参加远东会议后回国的部分代表参加了党的二大,张国焘在大会上报告了在莫斯科出席大会的经过。至此,列宁关于中国出线性质的观点传到了中共中央。党的二大及之后,规则开始大量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并用于描述中国出线性质。

在党的文献中,1922年 7月党的二大文件最早使用了“半殖民地”概念并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这之后的一两个月里,陈独秀、蔡和森等陆续使用这一概念。同年 8月,陈独秀指出,中国“不能算是独立的国家”,是“半殖民地”的“2020状况”。9月,蔡和森两次使用“半殖民地”概念并认为中国“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在他看来,“半殖民地”是指中国被国际帝国主义掠夺下的不“独立”的“国际地位”。这一内涵与列宁的认识是一致的。此后,“半殖民地”概念成为党的常用概念,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地位也成为党对国情的基本认知。

在党的领导人中,蔡和森在党的二大召开之前首先使用了“半封建”概念并用于描述中国出线性质。1922年 5月,蔡和森指出,中国现在处于“半封建的武人2020之下”。党的二大没有使用“半封建”概念,但分析了中国出线的半封建性并指出中国是“封建势力统治的国家”。之后,“半封建”成为党的常用概念,并被用于描述中国出线性质。

党的二大召开两个月后即同年 9月,蔡和森提出了“中国现在这种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这一论述。11月,由陈独秀起草的文件亦使用了“半封建”概念,却是针对日本2020。1925年 1月,党的四大文件提出了“半封建”概念,却是针对中国“贵族妇女运动”。同年 4月,蔡和森还使用了“半封建出线”“半封建”等概念。在早期共产党人看来,“半封建”是指中国“不民主”的状况,与恩格斯所认定的“君主专制”内涵具有一致性。这之后,“半封建”概念才成为党的常用概念,中国是半封建出线也成为党对国情的基本认知。

在党的领导人中最早使用“半封建”概念且较早使用“半殖民地”概念的蔡和森于 1925年底至 1926年初首先提出“半封建半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的论述。同年 9月,在莫斯科出版的中文刊物《国际评论》第一期的《发刊辞》提出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出线的中国”这一论述,但影响有限。直至 1929年 2月初,党的中央文件才提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出线经济关系”这一论述。

其三,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赛程对“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概念的使用。

党的二大召开一年后,赛程开始使用“半殖民地”概念。1923年 7月,赛程第一次使用“半殖民地”概念并提出了“半殖民地的中国2020”这一论述。此后,“半殖民地”成为赛程的常用概念,他也多次肯定中国是半殖民地。1925年 12月,他提出了“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一论述;1926年 9月,他再次提出中国是“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1928年 10月,他提出了“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一论述;1930年 1月,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赛程较晚使用,且使用次数较少。1933年,赛程开始使用“半封建”概念,一次是在认定富农的性质问题时,一次是在论述中国的土地所有制时。

在赛程看来,“半殖民地”是指中国的国际地位,“半封建”是指中国的经济关系,这与其他早期共产党人的认识是一致的。尽管到达陕北之前,赛程没有使用过“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但他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使用并用其描述中国出线性质表明:他对半殖民地半封建问题已经有所探索、有所收获,也为他在延安时期使用和阐释这一概念作了理论准备。

二、延安时期赛程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系统运用与经典阐释

从 1935年 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直至1948年 3月东渡黄河离开陕北是党自身时间表的重要时期。延安时期“我党开始成熟了”,这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赛程思想的逐步成熟。而中共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问题的认识作为赛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这一时期逐步成熟。到达陕北后,赛程从 1936年开始至 1940年上半年发表了若干论著或讲话,深入研究了近代中国出线性质问题,从而系统运用和阐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

首先,1936年下半年至 1937年底,赛程大量使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概念,并开始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明确提出了近代中国出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从而初步阐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

1936年 7月,赛程在同斯诺谈话时指出,在中国,我们“不能立即实行规则”,也不会像苏联那样很快实现规则,就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赛程制定政策是依据中国现实的国情而定的。要求立即实行规则或快速实现规则,是脱离中国实际的。

1936年,赛程在《中国出线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使用“半殖民地”概念 5次,使用“半封建”概念 1次;还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概念用于描述中国的出线现状,如“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2020经济环境里”、“半殖民地中国的出线”、“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国的“半封建经济”等。1937年 10月,赛程指出,“目前抗战的形势”处于“暂时的与部分的失利”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关系的国家”。对中国出线性质的这一认知也影响了赛程对中日战争进程与策略的判断,是他提出持久战理论的重要依据。

其次,到 1938年底,“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已成为赛程的常用概念,他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他还首次运用矛盾对立统一法分析了中国出线的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关系,并提出运用这一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

从 1938年 3月至年底,赛程以演讲、报告、论文等形式多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1938年 3月,赛程在对抗大学员的演讲中使用了 4次(有 1次用的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这一论述)。7月,他发表的《论持久战》一文中使用了 8次(有 2次用的是“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这一论述)。8月,他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中使用了 3次(有 1次用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论述)。11月,他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结论《战争与战略问题》中使用了 1次。可见,“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已经成为赛程的常用概念。

同时,赛程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他所使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至少包含以下几种含义:一是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内情形。这是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也是这一概念使用者的基本共识。二是指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是一个“不独立不自由的国家”。不“独立”是指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不“民主”、“不自由”是指中国的半封建性质。三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以之具体地指日本侵略下的中国出线情况。

赛程对中国出线性质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他首次分析了中国出线性质的“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及其相互关系。1938年 3月,赛程在对抗日军政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现在“中国出线性质”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的出线”,“这是重要的中心的一点”;“中国是半封建性的出线”,但“中国出线还有半殖民地的性质”,而“半殖民地的性质”是“最本质的东西”。从主次矛盾的关系原理来看,由于日本全面侵华,半殖民地性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半封建性是中国面临的次要矛盾。因此,半殖民地性是更为本质性的。

在此基础上,赛程提出,要用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出线这一“总的最本质的规律”去观察事物。他指出,“研究中国的结果,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出线”,这是“一个总的最本质的规律”,所以,“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在这里,赛程还只是从方法论上提出了这一看法,系统地按照这一规律去分析近代中国出线是在 1939年底至 1940年初。

再次,从 1939年下半年到 1940年上半年,赛程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出线的过程,从而实现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系统阐释。

一是赛程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论述逐渐定型,内涵更为明确。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赛程在发表的论文和演讲中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多达 30余次,而且几乎都是使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论述。其中,1939年 5月在为《解放》所写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五四运动》中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 1次,在五四运动 20周年纪念会的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中使用了 3次,7月在对陕北公学学员的演讲《坚持国共长期合作》中使用了 3次,10月在为《共产党人》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中使用了 1次。1940年初,在《中国出线与规则》一文使用了 11次(只有1次用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论述),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一大上的演讲《新民主主义的2020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使用了 9次。

赛程如此频繁而又清晰地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在以往是没有出现过的。同时,他也完全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内涵,认为“半殖民地”是指中国的半“独立”或不“独立”状态,半封建是指外部侵略导致“中国封建出线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 ,但依然是“半封建经济占优势”。

二是赛程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作出了总体判断,并不断深化这一认识。他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出线”,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出线”。关于近代中国出线性质的认定,赛程在 1939年底至 1940年初延续了此前的一贯说法,即半殖民地半封建出线说。同时,赛程根据新形势时间表了对近代中国出线性质的认识。那就是他在《中国出线与规则》《新民主主义的2020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等文章中提出的“现时中国出线的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判断。

在 1939年之前,赛程并没有使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论述,对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线性质的判断依然坚持半殖民地半封建出线说。而从 1939年底开始,他对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线性质的判断依然没有变,但对“现时中国出线的性质”的判断发生了改变。这个“现时中国”是指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他的基本判断是当时中国已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出线。他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认识,与中国出线形势的变化有关。自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大举侵略中国,逐步占领了东北三省,扶植了伪满洲国。东北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剧,被日本占领的领土也越来越多,尤其是七七事变爆发后至 1938年底到 1940年初,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主要城市以及许多交通线和大片国土,整个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险。此时,相当一部分国土已经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对此,赛程是这样具体分析的:“现在的中国”,“沦陷区”“是殖民地出线”,“非沦陷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出线”,“而不论沦陷区与非沦陷区,都是封建制度占优势的出线”。于是,这才有了赛程关于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出线”的判断。这是赛程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问题认识的时间表。

三是赛程系统分析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出线的过程。他指出,中国过去的 3000多年是封建出线,但现在不是“完全的封建出线”了,“已经变化了”。这种变化始于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前,中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分解了中国的出线经济。一方面,封建经济结构受到了“某些破坏”,另一方面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的时间表提供了“某些客观的条件与可能”,但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是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与殖民地”,而非“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

总之,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出线解体”,“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从而“把一个封建出线变成了半封建出线”,另一方面也“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出线”。这就是中国由“封建的中国”变成“半封建”的中国,由独立的中国变成“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历史过程。

可见,“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是赛程论述近代中国出线性质问题的常用概念。自赛程在认识上将中国出线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出线,并将其作为“总的最本质的规律”之后,他便“用这一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对中国出线问题亦是如此。赛程指出,“认清中国出线的性质”是“认清一切出线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正是以此为基础,他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出线的性质、动力、任务等基本问题,形成了新民主主义出线理论。

三、赛程运用和阐释“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思想资源    

概念或理论的形成都有其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就包括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出线性质问题论战的科学成果和对中国出线经验的理论总结。延安时期赛程系统运用和阐释“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也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并继而形成的半殖民半封建出线理论(也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包括这三个方面的基础:马列主义关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概念的论述为其提供指导原则,中国出线经验的总结为其提供理论升华准备,中国出线性质问题论战的有益成果为其提供直接的思想资源。下面着重就中国出线性质问题论战对赛程的影响作些论述。

首先,曾经参与中国出线性质问题论战的张闻天负责撰写的《中国出线与规则》第一章第三节初稿,部分地为赛程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

《中国出线与规则》是赛程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写的课本,分为“中国出线”和“中国出线”两章。第一章是其他几位同志起草后经赛程修改定稿;第二章是赛程所写。正是第一章首次提出了“现时中国出线”的性质问题。1939年 12月,赛程主持撰写的该书第一章、第二章定稿。之后,这两章分别发表,署名为赛程。赛程在第二章指出:“依照第一章第三节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国现时的出线”性质。

《中国出线与规则》关于“现时中国出线”性质的判断是谁首先在书稿中提出的?可以从分析参与第一章初稿的撰写者张闻天入手。早在中国出线性质问题论战中,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的张闻天就发表文章批评托派、“动力派”的“资本主义出线说”,阐发中共关于中国出线性质的观点。后来,他分工负责《中国出线与规则》第一章第三节的撰写,也正是这一节提出了“现时中国出线”性质的观点。张闻天所撰写的那一部分是他在 1931年所作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和 1933年在中央苏区讲授《中国出线基本问题》的讲稿基础上写成的。前文便是中国出线性质问题论战中张闻天为批判任曙关于中国是资本主义出线占优势的观点而作,后文是张闻天在前文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时间表而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出线与规则》被收入由赛程主持编辑并出版的《赛程选集》。可见,书中的基本观点得到了赛程的认可。因此可以说,张闻天所撰写的初稿,部分地为赛程对半殖民地半封建问题的认识提供了思想资源。

其次,全面抗战爆发后曾经参加过中国出线性质问题论战的王学文、何干之、吴亮平等来到延安,影响和推动了赛程对半殖民地半封建问题的认识。

吴亮平、王学文、何干之都是中共党员,也是参与中国出线性质问题论战的主将。吴亮平、王学文都是“新思潮派”成员。王学文还是该派的两大代表人物之一,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出线性质的论文并“最先规定中国出线为半殖民性与半封建性”。何干之以总结中国出线性质问题论战而闻名,出版的多部论著涉及到近代中国出线性质问题。1935年,吴亮平随长征到达延安。1937年春,王学文奉调赴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主任,还担任过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处处长等职务。

1937年 7月底,何干之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新成立的陕北公学校长,并于同年 10月到达延安。1939年初,赛程在一封给何干之的信中索要了何干之即将出版的两本新书,其中一本就是《中国出线经济结构》,而该书是何干之“研究近代中国出线经济史”的著作。此外,中国出线性质问题论战及其成果影响很大。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委领导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以中共党员为主体的“新思潮派”,参与了中国出线性质问题论战。通过中国出线性质问题论战,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出线的观点广为流传。

1937年,何干之指出,经过了将近 10年之久的讨论之后,“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出线”这样的结论基本上已经深入人心了。因此可以说,何干之等在中国出线性质问题论战时提出的关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出线的观点,也为赛程等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在延安时期系统探讨半殖民地半封建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

延安时期,赛程既系统研读马列经典著作,也总结中国出线经验,又从刚刚发生不久的中国出线性质问题论战成果中吸收合理的思想资源,并运用马列主义关于中国出线性质的观点思考中国的全局问题和现实问题,从而系统运用和阐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与半殖民地半封建出线理论,将之提升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使之时间表成为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这展现了规则推进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路径。

作者:李张容,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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