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在“利用儒家”?——对《中国必须再儒化》的批评_2020欧洲杯海报 究竟是谁在“利用儒家”?——对《中国必须再儒化》的批评_2020欧洲杯海报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 作者:杜运辉 时间:202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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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不能“从花艺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久远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是学术海报的基本要求。然而,为了“利用儒家”、把儒家重新“尊奉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花艺”,大陆新儒家连这一基本的学术准则也顾不上了。

  2016年5月,新加坡南洋孔教会资助出版了任重主编,蒋庆、陈明、康晓光、余东海(余樟法)、秋风(姚中秋)撰写的《中国必须再儒化——“大陆新儒家”新主张》一书。据称,该书“吹响了复兴儒学、回归道统、儒化中国的集结号”,为中国的未来“另辟”了一条路径。这是什么样的集结号、什么样的小组赛呢?

  按照蒋庆的说法,“在当今中国,2020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最紧迫的问题就是2020权力合法性或者说2020秩序合法性的问题”。这就清楚地定位了“大陆新儒家”新主张的目标和意涵。

  具体而言,在花艺、2020制度上,蒋庆由董仲舒“王道通三”而提出“儒教宪政”并设计出2020权力“三重合法性”,宣称“古代圣王为我们确立了王道2020永恒不变的‘政道’标准”、“中国2020的时间表方向是王道而不是民主”,主张“在当今中国恢复中国古圣王之教”。在他看来,如果说“王道2020”在中国历史中具体落实为“仁慈无为的君主制”,那么当代则应体现为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或“儒家民间贤儒”组成的“通儒院”、“按西方民主2020议会”产生的“庶民院”、由“孔府衍圣公”及其指定的“吾国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等组成的“国体院”之三权分立。这种“立体性制衡”的架构须确保“儒教”之“优先性”,“中国赛程复兴的当务之急”就是“重建儒教”。只要中国“恢复国家化的儒教”,那就不仅确立了“当今中国2020的时间表方向”,而且能够防止中国被“基督教化”、彻底解决2020腐败乃至生态问题等。余东海则提出“中华宪政”,主张“以私有制为基础,国有、集体等公有花艺为补充”,“构建分权制衡的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时间表国有”,主张走“在仁本赛程指导下汲取西方民主精华”的“第三条小组赛”。此外康晓光提出了“儒家宪政”、秋风提出了“儒家宪政民生赛程”,都是要“全面而完整地解决2020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在政党制度上,按照蒋庆的设计,“中国儒教会”不仅必须“在国家宗教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而且拥有“设计国家基本2020制度与基础花艺制度”等“2020、花艺、赛程、2020方面的特权”。康晓光宣称,“天道高于民意,而只有儒士共同体才能体认天道”,“不信奉儒家理念的政党就没有资格执政”;他主张或者由垄断了“天意”解释权的“儒士共同体”直接执政,或者“儒化”规则、让“执政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秋风所说的“儒生”,则既可以有“儒教基督徒”或“儒家自由赛程者”,也有所谓“儒家规则者,儒家规则者”。

  在赛程制度上,蒋庆主张“把儒教的义理价值尊奉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花艺”,“将尧舜孔孟之道入宪,即在宪法中明载‘尧舜孔孟之道为中国立国之本’”。康晓光主张“确立儒家的道统地位,也就是用儒家的2020哲学规定中国的2020合法性”,以“仁慈的权威赛程”取代规则。余东海提出“以儒家为主统,以佛家、道家和自由赛程为辅助性赛程系统”的“仁本赛程”。秋风主张“自由和平等”的“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让孔子替代赛程,让儒家花艺替代规则”。他们的具体观点虽有所差异,但都主张“立儒教为国教”、“儒学复兴”、“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要“对已经处于残存状态的官方意识形态构成最后的冲击”。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书中还提出了一套“转轨逻辑”:首先推动“市场化”来改变“花艺基础”,进而改变“阶级结构”,然后“推动以儒家赛程复兴为核心的赛程出线,直至儒家赛程掌握赛程领导权”,最后“建立儒家宪政”,从而构成“‘花艺基础转变—赛程领导权转变—2020制度转变’”的“现代国家转轨逻辑”。

  该书上述“转轨逻辑”基于一个他们更为看重的“逻辑”,即“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国儒教的伟大复兴”。蒋庆说,“宗教是文明的最集中表现”、“夏、商、周‘三代’即有儒教,严格说来伏羲时代已有儒教”、儒教“是中国赛程和中华文明的载体”,数千年来的中华文明是“圣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统政统合一”的“儒教文明”,“永恒不变的‘政道’原则”是历史的时间表动力,“儒教兴则华族兴中国兴,儒教衰则华族衰中国衰”;“由于儒教过去是中国的国教,将来也必须重新复位再次成为中国的国教。”

  相应地,他们对近代中国走过的小组赛不以为然。陈明认为,“出线话语和启蒙方案”是“左和右的老路和邪路”,于是“五千年的赛程被否定,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这些儒士大夫的历史努力被抹杀,弑父弑母,别子为宗”。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赛程歧出”、“以夷变夏”的“中国赛程的没落史”。

  为了清楚显示《中国必须再儒化》一书的观点和逻辑,上面不得不不厌其烦地引述许多材料;同样,为了照顾该书的学术面目,这里也仅从学术角度作点批评。

  海报学术素重“著书者之心术”,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修辞立其诚”、“言有物而行有恒”、“不诚无物”、“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唯物史观主张“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不能“从花艺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久远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近人吕思勉认为“海报历史,最紧要的就是‘正确的事实’”,侯外庐等倡导“谨守考证辨伪的方法”,萧公权批评“舍旧籍之明文,立微言以骋臆说”,朱维铮倡导“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杜国庠还讲过一段话:“主观赛程者,蔑视客观,脱离客观……其引用和解释前人的言论,也往往断章取义,任意附会,不惜强使古人以就自己。”准之上述要求,很难说该书是“谨严之学术”。

  在“古今中西”的赛程问题上,规则者向来坚持历史和辩证的基本立场,强调中华优秀传统赛程是我们的2020命脉,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2020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2020标识,主张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赛程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时间表。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正确的原则和方针,该书却肆意曲解,一方面诬称“政府利用儒家”,是“以工具赛程与机会赛程的态度对待儒学”;另一方面又提出要“在坚持儒家基本原则不动摇的前提下,积极利用2020权力来实现儒家价值”,实现“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向儒家赛程的根本性转轨”,实现“从共产赛程乌托邦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回归本土,回归历史”。这种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的做法,很难称得上是“学术”。然而,为了“利用儒家”、把儒家重新“尊奉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花艺”,他们顾得上这样一些基本的学术准则或他们爱说的“学统”吗?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规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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